在中国开始金融大开放的前夕，现在数以万计的中小银行机构，成为诸多资本实力雄厚的大银行机构的并购目标。不过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中国的中小银行机构中资产质量状况较佳的凤毛麟角，剩下的要不就是不良资产率高达60%、80%，甚至严重资不抵债。应该说在国家监管当局施加的改制压力下，资本金缺口问题和不良资产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这些中小银行机构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纵观我国银行业并购重组的发展历程，每一次的并购重组活动几乎都是政府出于宏观调控和金融改革的需要，设计和制定并购方案，并参与实施并购重组的全过程。而作为真正行为主体的银行，则在很多情况下处于被动状态。而这种并购常常导致最终的失败。海南发展银行在政府的授意下以改组合并5家信托公司的方式组建，28家成立不久就已经严重资不抵债的海南省城市信用社又被行政性并入海发行，使得海南发展银行的资产质量不断下降，最终导致关闭被接管。可以看出，由于缺乏并购主体的配合和合理性操作，政府主导型并购往往难以达到预定的目的，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付出很大的代价、承担很大的风险。同时，容易导致市场行为错位，价格机制扭曲，成本极大。此外，自主性的缺乏导致尽职调查工作不完善，并购对象的选择、并购双方发展战略的趋向性、企业文化的融合性等问题都有可能被忽略。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些银行机构不良率如此高的原因，使得如何引入战略投资者，如何能够解决沉重的历史负担，成为诸多中小银行机构以及它们的“婆婆”——当地政府关心的核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承担债务的并购方案，成为以前不少银行并购项目的选择。不过面对庞大不良资产的认定之时，收购方因为要节约成本，极易与地方政府之间发生摩擦。例如一家国际著名基金在并购四川一家地方银行机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就要求外方要完全承担原有的历史债务，结果在对一个基建项目贷款的认定上，收购方坚持认为这是不良贷款，但地方政府认为不是，双方出现争执。最后，另一家愿意买单的国内机构杀进来，这家国际基金失去了这项收购。

    事实上，在一些拥有较强资本实力的银行进行并购之时，它们往往要求地方政府来支付被收购方的债务成本。先不管这些银行的议价能力，这种要求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中国的国情。这种做法在国内的地方政府那里，往往很不现实，地方政府除非在极大的政治压力和行政干预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掏出真金白银外，市场化的谈判中要求地方政府掏出真金白银的可能性，可以说很低。特别是现在又正好碰上国内紧缩地根，改革土地出让金的预算制度，还要地方政府来承担原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负担，这等于是在对方伤口上撒盐，这种并购往往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证实，平安财团在收购广发行的方案中，就是因为拒绝为广东支付改革成本，而直接要求广东省地方政府承担广发行的不良资产负担，结果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我们认为，在银行并购的不良资产处置这一核心问题上，真正关键的是要回避地方政府的支付压力，这对于不少收购项目来说，可以说有决定性作用。花旗银行收购广发行之所以最终能够获得当地政府的青睐，就是考虑到了地方政府的支付压力问题，提供了从地方考虑的不良资产处置方案。结果花旗并没有因此大幅增加收购成本，而且还赢得了竞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