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仪陇惠民的无担保评级到磐石融丰的5户联保、上下游企业担保，服务“三农”的无抵押小额融资终于在政策开闸的3个月后上路了。3月1日，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吉林东丰诚信村镇银行、吉林磐石融丰村镇银行等三家村镇银行正式挂牌开业。

    事实上，在政策开闸之前，中国基层社会就已经有了不少实际为村镇银行业务的具体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透露，他和同事们在1994年创建的“扶贫经济合作社”，12年来累计帮扶22万人次，贷款金额超过1亿元。杜晓山认为，“与传统金融服务相比，农村金融主要服务农民，借钱给穷人，而穷人是没有东西可用来抵押的，这是未来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的核心。”事实证明，没有抵押的农村信贷一样可以成功，“扶贫经济合作社”的还款率就高达90%以上。

    而四川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作为199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中国挑选48个贫困县搞扶贫开发而专门成立的机构之一，还取得了更好的资产质量。12年来累计发放小额信贷6000多万元，帮扶10多万人次。协会秘书长高向军透露，“去年我们发放贷款760多万元，拖欠超过120天的仅仅3万多元，比大多数商业银行都好。”

    虽然中国已经存在不少成功实践，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始人尤努斯的中国之行等因素，直接促成了中国政府对设立村镇银行的政策开闸。但我们从具体的银监会相关政策看，这道门似乎仅仅是开了一道封，限制条件还很多。如必须现有单一境内银行机构持股20%以上，单一自然人或单一非银行企业法人及关联单位合计持股不得超过10%，就限制了大量社会资本的进入热情。

    应该说采取限制性思路有限开放农村金融市场的措施，是在惨痛的坏账教训下而采取的。不过问题是，有关监管部门可能忽视了一个市场基本规则：民间资本的进入，是自负盈亏，并不需要政府兜底。而更重要的是，管理层可能忽视了金融能够对农村市场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单一的金融风险或成本观念，并不足以用来衡量放开农村金融市场的可行性。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现在中央对于农村的投入有多大力度？单是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加上已经取消的屠宰税、牧业税等涉农税费，每年的财政成本便是1250亿元。算上农村合作医疗、教育等各种支农支出，一年财政成本高达3000亿元。这些资金砸下去，有些效果，但也可以说，相对于中国的9亿农民这一“大湖”来说，也只不过起了一些水花而已。更严重的是，缺乏自我造血机能的农村，还可能养成中央财政依赖，对于乡镇财政危机的解决，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我们应该正视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现在处于分裂边缘的现实。有的忙于洗脚上岸，走向城市，比如原来的农业银行和信用社。有的资金则急于进入现在国有金融体系放弃的农村，比如一些民间的小额贷款。不过这仅仅是一种趋势，表明确实有城市资金急着要下乡。此时此刻，关键就看政策。

    安邦集团策略分析师陈功认为，如果政策对头，就可以鼓励城市资金流入乡村，支持农业发展，向农村提供一种以金融为纽带的产业组织体系，这是非常关键的。应该说，大量资金集中在城市，造成了大量的问题——流动性过剩、房价过高、股价过高、建设过热、空气污染，问题很多。而一旦资金被有效地导向农村，情况就不同了。这在政策上实际很容易做，因为办银行，在城市是不允许的，在农村如果开个口子，大量资金就会蜂拥而去啊。这个威力，要比政府向农村投的几百亿强多了去。这不仅是金融资本的大量进入，还会连带大量产业资本进入，进一步提高农村消费能力，启动农村消费市场。那时的中国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政府对于村镇银行的政策开放，步子应该迈得更大一些，应该从更广阔的成本视野和战略高度，来看待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