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2.7%，比上年同期增幅高1.5个百分点，3月份CPI同比增幅更高达3.3%，价格涨幅的上升引起了社会各方面广泛的关注。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6.2%，被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是一季度物价走高的主要原因。不少专家指出，因为粮食产品的原材料属性，很容易传导至其他产品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李炳坤表示，去年下半年以来的粮油价格走高，主要是由于有关部门托市操作失误造成的。为了托市，国家粮食局和中储粮总公司对市场上的小麦进行了收购，总共收购800余亿斤。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副司长方言说，小麦价格上涨的国内因素是多收购了200亿斤，导致晋冀鲁三个小麦产出大省的市场基本上被收购一空。国际上的因素主要是对冲基金通过期货合约导致市场供应减少大约100亿斤。

    如果延伸以上逻辑，结果就是：国家通过吐出囤粮，就可以压下粮价，从而压下CPI，最后能压下正在低沉咆哮的通胀指数。

    CPI和粮价同时上扬的情况，自去年11月就开始了。2006年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1.9%，该增幅较10月增加了0.5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上涨3.7%。去年12月CPI同比上涨2.8%。至今为止，粮价和CPI涨势未止，呈越来越猛之势。政府有关部门既然“托市失误操作”，那么自然也能“打压正确操作”。事实上，政府自去年12月份开始多次抛售囤粮，企图压下粮价，但只是在今年1月份短暂压住粮价，其后粮价一直上涨。政府有关部门既然已经痛改前非，为何粮价和CPI都涨势不止，丝毫不买政府的账？

    因为这些政府官员和所谓的一些学者，可能都没有听说过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一句话：“通胀根本上是货币问题，而非价格问题”。价格反映的是商品供需关系，而CPI指数反映的是货币供给多少，这两者是不同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压下粮价来控制住CPI指数。

    事实上，国际市场价格传导以及国内粮食能源化、粮食用途非粮化等因素，已经使传统的粮食供需格局发生改变，粮食价格上升可能是趋势性的。从国际上看，美国等大量使用玉米提炼乙醇来代替石油，从而导致玉米的紧缺；同时印度粮食的减产和需求的扩大导致了该国粮食库存达到历史低点，这些因素使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而我国在粮油方面，约有35%的消费量需要进口，国际粮价上涨会传导到国内。另一方面，国内也开始出现粮食能源化、用途非粮化现象，各种性质的粮食加工企业纷纷涌现，加工因素成为最近一波粮油涨价的一个重要原因。安邦分析师在以往简报中多次重申：粮食价格上涨是周期性的，短期内粮食供给跟不上需求是必然之事。在长期来看，粮价上涨自然刺激农业生产，供给更多粮食，从而抑制粮价，对此，政府部门只要静观其变即可，不帮倒忙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在货币供给不过剩的情况下，如果粮价上涨吸纳较多货币，自然会造成其他商品的价格下跌，从而使得CPI指数不变。如果其他商品涨幅不大，而粮食价格上涨幅度最大，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流通领域货币供给过多。事实上自2001年来，PPI和房地产价格一直涨幅惊人。拜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所赐，这些涨幅都被化解掉，CPI涨幅一直较为平缓。但自去年11月份开始，CPI涨幅较大，显示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可能跟不上PPI的涨幅了。而粮价上涨不过在这个背景下，显得格外突出而已。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现有汇率政策下，流动性过剩必然长期存在，太多的钞票追逐一定的商品和服务也是必然现象。PPI、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几年来的惊人涨幅，实际上已经提醒我们：中国已经进入通胀时代，而CPI的涨幅加速更是预示全面通胀时代已经来临。粮价上涨是因供需关系失衡所致，只有通过农业生产领域长期调整才能得到平抑。将通胀的原因归结到粮价上涨上面，完全是找错对象。解决CPI涨幅过大的根本之计，在于改革汇率政策，缩小货币供给量，而不能找根子找到某个部门的“失误操作”，或者粮食奸商的投机倒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