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76万亿美元，增长24%；其中出口9691亿美元，增长27%；进口7916亿美元，增长20%。这些数字，不仅意味着中国创造了177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更意味着中国在2006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了空前的65.6%。显然，这个数字告诉我们的是，中国每年的生产和交换，相当大一部分是为国际贸易服务服务的。这种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同时因为货币创生机制，使得因此而伴生的货币发行数量快速增长，也为人民币汇率带来巨大的升值压力。

    但如果我们从这样的经济结构来分析可以发现，难道中国的企业就注定要成为外国人的“打工仔”，让他们把顺差留给我们，把利润拿走吗？显然不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近日就指出，未来中国开放经济面临着三个转变，一是从商品输出逐渐向生产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转变；二是从寻求商品市场逐渐向寻求资源与要素市场转变；三是从世界工厂逐渐向世界公司的转变。

    应该说裴长洪指出的方向，正是中国和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并正在努力的改变方向，努力把自己的企业做成世界公司，提高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将是中国企业未来主要的财富增长空间。从这个角度而言，未来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公司、走向全球，提升自己的全球价值地位，几乎是一种必然。因为这是由市场经济体系下的企业利润冲动所决定的。

    因此，我们只要肯定现在大部分的企业是以利润冲动为企业主要驱动力的，那么就可以认为，未来企业走出、资本大幅流出中国并进行对外投资，几乎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人民币升值幅度越高，企业的这种冲动就会越大。

    但现在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一个显著的问题是，几乎没有任何手段和条件来规避这种汇率升值风险，因此，企业对外投资的冲动被极大压抑。这就像一个“弹簧”，这种对外投资的冲动，正在“弹簧”被压抑的过程中积蓄着巨大的反弹力量。未来一旦人民币升值到位，国内投资相对于国外投资已经无利可图的时候，几乎可以肯定，国内资产价格将不断翻番，对外投资并将出现爆发式增长。这一切的一切，与日本的过去太相似了。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广场协议”（日元一次性大幅升值）之后以惊人的速度疯狂增长，其规模于1989年达675.4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令人不解的是，“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如果把美元换成日元，即使不进行投资，也能因日元的升值而“坐收”丰厚的利益，而日本人却把大量的资金投往国外，特别是购买美国的债券和股票，而放弃持有日元所能带来的汇率升值效应。就连当时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也对这种现象感到十分迷惑，他在其著作《新现实》中写道：“1985年秋美元对日元汇率下调后，资金的流向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美国的主要债权国（指日本）尽管看到自己庞大的美元资产的价值已减少了一半，却仍然继续将资金投向美国。”

    这就是实业企业的对外投资冲动。如果我们妄图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之中，以低利率刺激内需、国内消费的增长，以便将资金留在本国，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类似日本的结局。当初，日本为遏制日元升值的势头，采用了低利率的策略，1986年－1989年间的官定利率为2.5%，比美国同期低3－4个百分点。这与中国何其相似！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顺势而为才是中国央行的应有之举——赶紧提供汇率风险的规避手段，以便释放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冲动。央行必须明白，实业企业的对外投资、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行动，是不可逆转的市场潮流与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说，能否平稳释放企业的对外投资冲动，才是决定未来中国经济、金融市场能否继续稳定增长，并避免类似日本流动性陷阱的关键。这应该成为中国央行的关键战略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