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是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两周年后的首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兑人民币7.5642元。回望汇改两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直觉告诉我们，在实施“一篮子货币”政策之后，人民币似乎已经开始踏上单边升值的“不归之途”。
　　
    人民币并非单升不降

　　考察一下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双边汇率，情形也许的确如此。假如你拥有100美元，在2005年7月1日，它值827元人民币；7月21日的汇改使它贬值了16元；而今天，你只能换到756元人民币。

　　然而，直觉只对了一半。因为如果换一个计算口径，结论就可能完全相同。以刚刚过去的6月份为例，6月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为7.6497，而到了6月29日，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为1美元兑人民币7.6155元。表面上看，6月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呈单边上扬趋势。

　　但国际清算银行（BIS）最新公布的数据却与此大相径庭。数据显示，尽管中国6月名义有效汇率为99.52，较上月的98.57上升0.96%。但当月的实际有效汇率却为94.87，较5月份的95.83不升反降，下跌幅度为1%。究其原因，猪肉等食品价格的飙升推高CPI。这样，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就呈现出下降态势。

　　有效汇率是经过贸易加权后的平均汇率。一般来说，测算人民币有效汇率所选择的货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韩元、新加坡元、英镑、马来西亚林吉特、卢布、澳大利亚元、泰铢和加拿大元。在上述11个币种中，亚太币种就占了6个。

　　之所以这些货币，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对应的经济体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总和占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大约75%；另一方面，上述11种货币也是2005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上海披露的汇改后人民币参考的“一篮子货币”所包含的币种。

　　亚洲货币料进一步升值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近年来人民币已成为国际上曝光最频繁的一种步入升值轨道的货币，汇改至今人民币已累计升值超9％，但同期亚太地区其他货币却呈现出更快的升值幅度。如泰铢升值32.1%，菲律宾比索升21%，韩元升12.5%，澳大利亚元升12.3%，马来西亚林吉特升10.5%。

　　可以说，除日元外，其他主要亚洲货币上演了一出集体升值的风暴。这也可以作出部分解释，为什么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却无法缓解中国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人民币参考这些亚洲币种，而这些亚洲币种又在参考人民币”。近年来，许多亚太币种不仅参考美元，也参考人民币。2005年7月21日跟进“汇改”的马来西亚林吉特便是一例，与人民币亦步亦趋，这岂止是“参考”。另一个例子是日元，日本央行干预汇市的意愿常“参考”人民币，汇市中无人不知。

　　而在雷曼兄弟经济分析师Jim McCormick的眼中，未来几个月，亚洲货币进一步升值的趋势仍将延续。他认为，到2007年底，日本的增长和通胀将会复苏，鉴于资本流出显著放缓，且日本政策制定者对日元贬值越来越感到不安，下半年日元表现将会有所好转。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也强化了他对未来几个月亚洲货币进一步升值的观点。

　　切忌“货币升值综合征”

　　全球经济失衡和中美贸易失衡主要表现在：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的贸易盈余。同时，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呈刚性。巨额的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形成人民币较强的进一步升值预期。

　　从汇改后的实际效应来看，中国的贸易失衡和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程度不减反增。从这个意义上讲，会不断形成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顺差——外部压力——人民币升值——再顺差——外部再压力——人民币再升值。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屈服于外部压力，很可能会造成人民币的恶性盘升。

　　近年来，由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导致我国外部经济严重失衡，并形成国内粗放经营的模式，“贫困化增长”即贸易条件恶化问题已不容乐观。根据中国海关编制的贸易条件指数，1993－2003年中国的整体贸易条件下降了12％。可见，让人民币适度升值也是改善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内外均衡实现的内在要求。

　　汇率除了是价格外，还是政策工具。如果升值过快，超过了我国经济的消化能力，就有可能造成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和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的负面影响。“广场协议”后日元快速升值所引起的“日元升值综合征”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人民币宜采取小幅度、慢性化、长期性升值原则，切忌大幅度、快速式升值，以避免“货币升值综合征”在中国上演。《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