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在于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储蓄消费失衡、资源价格过低、劳动力成本过低等。解决贸易顺差过大的根本之道，是积极进行改革，调整内部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而不能简单地、过分地依赖于调整汇率。此前，综合考虑内外压力，对人民币升值中央银行采取的策略是“小幅渐进”，这无疑是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的。但目前有迹象表明，在热钱的冲击下，有些人已经开始对这一既定的策略“军心动摇”了。

    日前，上海有媒体刊登了《央行反洗钱中心：非法违规资金大量入市》的报道。文中提到，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总分析师柴青山对非法和违规资金大规模流入股市不无担忧。此外，该报道还推测，上半年流入中国的游资大约为1219亿美元。而更为微妙的是，随后不久，央行新闻处却在新华网上声明柴青山的观点并不代表央行。这个事件似乎表明，热钱的压力已经在央行内部激起争论。

    那么该怎么办？国研中心金融所夏斌所长明确给出答案：加大升值幅度！这几天他在多个场合表示，“若是坚持人民币小幅、均幅、缓慢的升值，客观上会给国际市场进一步造成强烈的、可测算的升值预期，其结果将给我国宏观调控带来很大的被动。因此，我们应采取的较合适的策略是，根据我国政府内部测算的今后两三年内人民币汇率的较合理水平，在汇率升值的频率与幅度上，以时密时疏、疏密不均，时高时低、高低不均的方式进行调整，以打破市场上的可测算预期，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将汇率调整到在今后一个时期内能够保持的相对合理的水平。”

    将这两个事件结合起来，可以得到一个粗略的判断，在央行的圈子里，对一些人来说，热钱的压力可能已经大到难以承受了，已经在考虑要对“小幅渐进”进行“修正”。也就是说，央行可能已经在考虑因为热钱来改变自己的既定思路了。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被逼和国际投机家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是注定要被牵着鼻子走的。

    首先一个问题是，如果按夏斌老师所说，将两三年的合理升值水平一次升到位，那么怎么确定这个“合理”的水平？夏斌列举了几个因素，包括：我国经济的可接受能力、我国目前仍能维持的对冲与调控能力、我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博弈”能力等。那些国际投机家在预测中国的升值水平是否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呢？可能性不大，实际上，关于所谓的“合理”升值水平，一百个人可能就有一百个模型、一百个结果。

    再者，恰恰相反，日本的经验证明，一旦人民币出现短期内的大幅度的“到位”的升值，不但不会打破热钱的升值预期，反而会强化之，进而引来更多的热钱，迫使央行不得不再次升到下一个“合理”水平。可以说，要用大幅升值来缓解热钱压力是“犹如抱薪救火，薪不尽而火不灭”。“薪”什么时候“尽”了，就是人民币已经高到令国际投机家的心理无法承受的那一天，也是人民币开始大幅贬值的那一天。

    那么央行该怎么做，眼前正道是在控制热钱的进出中国上下功夫，为深度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实体经济赢得时间和空间。一把锁不够，两把锁。一定要把热钱进入和流出中国的成本提高到一个令其望而却步的水平。

    当然，资本管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就如治水，堵不如疏。央行决策人士必须明白的是，深化金融市场机制的建设，才是赢取升值空间的正确做法，建设好金融市场，大水自然可以在市场之中自然分流。特别是外汇市场的建设与完善，已经迫在眉睫。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央行不能被热钱牵着鼻子走，一旦升值幅度打开一个缺口，将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深层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改革也将陷入混乱。加速自身的金融体制改革，逐步让市场决定汇率才是正道。